龚为纲、田先红：形式主义痼疾，用大数据来治_治理

原标题：龚为纲、田先红：形式主义痼疾，用大数据来治

在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过程中，杜绝“填表抗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各地工作部署和行动中间。

“走访6小时，填表2小时”，在基层工作中，以各种各样表格填报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基层干部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忙于信息整理和表格填写，其中大多最后变成了办公室“故纸堆”。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结合时代背景开展问题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系统化、可数字化、集成性、可积累的决策数据采集过程。一旦需要运用数据开展决策的时候，发现很难利用已有的数据信息资源开展决策，只能临时重新填报数据信息。一旦面临治理事务，就要求层层上报数据，治理事务越多，要求上报的数据也越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后落实到基层就变成了干部花费大量时间采集数据和填报表格。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比如说BAT这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同样面临海量数据信息的收集问题，但BAT管理层并没有像地方行政干部那样，经常性地要求各个分公司的管理人员层层上报信息数据，以辅助公司决策。原因在于，现代企业的决策高度依赖于数据信息，而这些企业通过重构企业的运作过程，将企业的运作过程加以信息化，比如企业的财务报表、客户信息、交易信息、现金流量信息、货物信息、物流信息等等都高度信息化。这样海量的数据信息通过云平台被采集和记录下来，云计算重构了企业的组织和管理过程。企业变成了数字化企业，决策变成了数字化的决策，基于海量数据中的洞见可以服务于企业决策，企业也能够通过这个数字化过程中的海量信息进一步优化企业管理流程，提升企业绩效，实现治理的精细化。

有人说基层管理不同于企业管理，需要数字化吗？答案是肯定的。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必要性在于，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当每个个体的衣食住行都变成数据，社会运行的过程都变成数据时，社会治理也需要随之数字化。如果治理体系在数字时代还依赖于传统的一套管理方式，依赖直觉和经验，依赖小规模临时收集的各种“小数据”，那么基层治理的效率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

当下已经有人意识到大数据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一旦需要去寻找大数据来辅助决策的时候，却发现大数据资源无从谈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基层治理要想基于大数据开展决策，首先需要把基层治理的流程纳入到云计算的平台，把基层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信息加以数字化。例如，农业农村部推出了一个叫作“农业科教云”的云平台，云上有一个“农业技术推广”APP。这个云平台要求全国30多万个乡镇农技员注册，开展日常工作，农户则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提出他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农业技术问题，全国各地的农技员都能够看到这些提问信息。这个农技问答平台目前已经产生了几千万条“农技问答”信息，农户上传了几千万张各种庄稼的病虫害的图像信息。接下来通过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模型形成机器学习的训练集。具有高预测精度的机器学习模型被训练出来之后，以后农户只需要通过上传病虫害的图像，平台就能自动应答这些是什么疾病，通过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农技员只需要继续聚焦于那些疑难杂症。如此循环往复，通过这个平台所训练的“农技服务”的机器学习模型，最终能够达到“阿尔法狗”那样的水平。

目前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200多万村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在解决各种基层治理事务过程中产生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我们以数字化和云计算的思维把他们的工作重新规划，一个动态化的、集成化的数据生产机制就出现了：如果有一个“全国乡村治理”的云平台，根据基层治理的主要事务，对数据信息进行分门别类，村干部链接到这个云平台上，上报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种数据信息，以及各类新出现问题的上报与反馈。那么日积月累，数据信息通过整齐划一的口径实现集成，基层治理的大数据就产生了。决策可以通过对这些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而不再动辄需要让基层干部填报各种各样的纸质表格，从而能够腾出手来专心研究解决更多实际问题。

基于大数据的基层治理与决策，需要大数据信息的整合，发挥联动效应，数据孤岛没有意义，少数维度的数据信息没有意义，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大数据实践，需要进一步实现数据的集成。当前各地也有不少基层治理APP和云平台，但是云平台间没有实现相互整合，数据信息的产生口径不统一，即便汇集在一起也很难发挥联动效应。

未来，需要国家牵头进一步实现各种云平台的整合与对接，让多个部门自觉将大数据采集的过程加以“云化”。通过统筹规划的云平台，将业务开展过程数据化，彼此相向而行，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国家治理数据的采集、使用的过程集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者分别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