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贫富差（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的城市居然是）

纽约的形势就像这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在电视访谈中，将自己的手掌竖起来，示意纽约的确诊病例数字曲线几乎成90度直线上升，而且“你无法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好转”。福奇从里根时代开始担任历任美国总统的传染病顾问，已经79岁的他在今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3月20日的政府疫情新闻发布会中，总统特朗普谈及疫情的一种阴谋论解释，站在身后的福奇憋笑而忍不住捂上了脸的画面传遍网络，成为本次美国抗疫的一个视觉注脚。

3月1日，纽约州才报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一个月后的4月1日，纽约州已报告83712例，其中死亡1941例。纽约州不仅是现在的“震中”，历史地看，也成为了整场疫情暴发以来最严重的地区——仅纽约州的确诊病例就已超过中国。纽约市则占到本州病例的一半，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城市。

3月30日上午，巨大的美国海军医院船“安慰号”（USNS Comfort）缓缓驶入纽约市，它全长约272米，高约30米，相当于10层建筑物那么高。船上有12个手术室，一个医学实验室，1000多名海军军官和1000个床位。

这艘巨船驶过自由女神像时被拍摄下来的画面具有着象征意义。强大的联邦力量试图拯救危难中的纽约——但状况百出，这是好莱坞电影中常出现的桥段。作为最常被灾难电影取景的城市，有人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如果纽约还没有被波及，就难以称之为是全球性的灾难。

纽约市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市民震惊地看到家门外的医院在街道上建起停尸房；报警系统的调度员一天内接到7000多个紧急医疗服务呼叫的电话，达到自“9·11袭击”以来的最高水平（通常每天4000个左右）；医院护理人员在一个值班轮次里接待了太多心脏骤停的病人，以至于除颤器上的电池耗尽了。

和其他前期“震中”如湖北、意大利伦巴第大区一样，纽约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医疗系统不出现崩溃——现在看来，没有哪个城市的日常医疗系统为大规模传染病暴发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安慰号”的目的就是缓解医疗系统压力，专门收治没有患上新冠肺炎的患者，以让纽约市区内的医院可以更好地救治新冠患者。这同样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安慰号”上的海军军官们正严防死守，确保不会有新冠患者上船——只要船上出现一个确诊案例，“安慰号”就会从满载希望的救援船变为病毒的天然培养皿，成为下一艘“钻石公主”号邮轮。

大纽约医院联盟主席拉斯克（Kenneth Raske）评论，“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其他所有医院，都在应对这场危机。”除了借助海军医院船之外，曼哈顿Javits中心、纽约中央公园等地正在改建8处临时医院。市长担心医务人员短缺，已直接要求总统从全国各地派遣更多的军事和民政医生和护士。已退休的医护人员们也在政府号召下回到工作岗位，其中不乏年近八十的老人。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相继宣布临近毕业的医学生可以提前毕业，直接加入到抗击疫情的工作当中。

纽约大学人口健康系生物伦理学教授卡普兰（Dr. Arthur Caplan）告诉本刊：“纽约多年前经历过飓风桑迪的袭击，并且为抵抗恐怖袭击做了一些计划，因此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医院的协调性更高。”经历过“911”恐怖袭击、桑迪飓风、切尔西发生炸弹袭击的纽约，紧急事务管理部门已经对紧急情况——例如恶劣天气，影响公众健康安全的事件以及交通中断——做出过预案，以协调卫生资源需求。但是疫情的情况与以往都不同——纽约一位医生说，“911”时是“医院等病人”，现在则是“病人等医院”。

民间力量的积极自救在纽约扮演了同样关键的角色。3月25日，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在每日简报里公布，已经有超过4万名名医院系统外的医学专业人士响应了此前州里发起的动员，志愿加入了纽约的紧急医疗队伍，其中包括2千多名医生、2万多名护士，和6千多名心理健康专家。教会组织参与搭建了中央公园里的临时医院，纽约各大博物馆与艺术机构也行动了起来，拿出了办展时为防止吸入油漆、建筑灰尘等的防护物品库存，全部赠予医院。

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美国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会长陈希告诉本刊，纽约拥有多所美国数一数二的医疗机构，如果病毒在别的城市暴发，医疗系统可能早就崩溃了，可纽约目前还可以应对，“但是往后可能就比较难了”。

一些不堪重负的殡仪馆收集尸体的速度很慢，迫使像布鲁克林医院这样的医院将其存储在冷藏拖车中。图｜纽约时报

4月1日上午的疫情通报会上，纽约州政府表示，最高峰——病毒发展曲线的最高点，预计4月底将出现。未来几周，将是考验纽约医疗系统能否抗住峰值冲击的关键时刻。

“事实就是事实。我们向这个州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提供的事实，不是悲观的事实，也不是乐观的事实……而是目前掌握的最真实的信息。我认为这最有力量。”安德鲁·科莫的名言传遍网络。随着本次疫情的发生，这位州长迅速成为了全美乃至世界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

科莫的每日简报成为了许多美国人最期待的电视节目，幻灯片中清晰的图表和数据坦率地告知大家形势的严峻，他不隐藏地表达自己对家人健康的担心，同时严肃要求大家执行社交隔离的政策。科莫在网络上发声，积极为纽约州争取医疗设备、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同时大方感谢各界的帮助（包括华为公司）、主动推销囚犯们赶制的消毒液，吸引了大量公众注意。

3月20日，科莫宣布了近似于封城的严厉防疫政策，禁止纽约州地区的民众在公共场合聚会、禁止非必需领域员工出门上班。科莫对这一严厉措施如此表示：“如果一定要责怪某个人，那就责怪我吧。”《大西洋月刊》评论：他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美国领袖”的形象——危机之中勇敢担责，拯救城市于水火之中。

不过，在“模范州长”与疫情重灾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矛盾。作为美国第一大都市，有着无比繁忙的国际交通和超高人口密度，尤其是庞大的华裔和意大利裔社区，其暴发几乎是“必然”的。纽约如何走到了今天？

3月第一天纽约出现首例确诊病例，是一位从伊朗返回美国的医务工作者。科莫当时表示，患者人数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让恐慌超过了现实”。纽约市卫生局局长奥西里斯·巴博特（Oxiris Barbot）更是表示，“没有任何必要在社区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希望纽约市民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乘坐地铁、公交，和邻居见面。”

3月3日，一位在纽约曼哈顿地区工作的律师成为了纽约州的第二例确诊病例——他近期并未去过疫情严重地区，暗示社区传播可能早已开始。与意大利的“一号病人”一样，这位律师也被误诊为普通肺炎，早在2月22日就表现出症状，其间多次就医、转院，直到3月2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随后的10天内，纽约州的确诊病例猛增到了173例，其中就包括了50名被这位律师传染的密切接触者。

纽约地方医院初期处置失当背后，是美国联邦层面在检测问题上的重大失误。2月上旬美国CDC（疾控中心）下放给各州的第一批试剂盒很快被发现存在重大技术缺陷，此后要求各州等待新的试剂盒。截至2月底，通过CDC下放的检测盒完成检测的样本不过472个，出现首例确诊病例时间相近的韩国，此时每天检测的样本数已经上万。而3月以前，私人机构或研究实验室要想获得检测资格，必须先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进行申请。繁琐的程序中甚至包括邮寄纸质申请报告，还需要提供五个类似样本。

陈希告诉本刊：“注重程序是美国一贯的操作，这也是法律完善的表现，但是要注意区分‘战时’和‘非战时’的状态，这一次审批效率就存在问题。”CDC试剂出错以后，纠错机制也失灵，“CDC检测试剂纰漏的产生还是比较随机的，但是纰漏产生以后怎么做是需要检讨的。出错以后，完全可以采用更成熟的技术，比如接受德国提供的试剂。但美国在公共卫生方面一贯有些过度自信，它往往更倾向于采用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滞后了很久。”

即便如此，3月以前纽约州仍和联邦政府基本保持一致。3月初，州长科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80%的患者会自愈”，“根据CDC的数据，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只有1.4%”，当局同时向公众保证，鉴于纽约的医疗系统的能力，疫情将得到控制。

检测范围狭窄、检测试剂质量不过关、检测程序繁琐，一系列的滞后导致了“冰山效应”，疫情的真实严峻程度被遮蔽，社区传播的风险因而越来越高。3月10日，常住纽约的华人徐征还去百老汇看了场音乐会，彼时，偌大的纽约城还仅有16例确诊病例，徐征回忆道：“当时的纽约仍然灯火通明，歌舞升平，剧场坐得满满当当，站票都卖得一张不剩。仅仅两天后，州长下午突然下令演出场所全面关闭，当天5点立即生效，随之而来的是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娱场所接连关门。”

一些对科莫的严苛批评者认为，他的表现不过是“事后聪明”，真正成功应对新冠疫情的政治家应该来自那些根本没有引起人注意的地方。虽然很多人和“911”类比，但纽约这两次危机的根本性质不同。在中国已经暴发新冠疫情的前提下，疫情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不可预料的“天灾”，再暴发则是“人祸”。有评论认为，科莫最主要的优点只不过是面对公众的“沟通大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为民主党人的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本次疫情中被诟病颇多，他发布命令时丧气沉沉的样子令市民对其没有好感，以至于连他在城市封锁中去健身房的事都被当作负面新闻爆料。

但谁又能说，在疫情中，善于沟通不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呢？《纽约时报》把科莫称作“全美国的心理医生”——与人们的恐惧、损失、不断增长的狂热对话。或许此刻的美国人尤其需要此种安抚，很多人原本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巨大的自信——全球健康安全指数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曾对每个国家的大流行防备等级进行评分，科技、医疗实力极强的美国得分83.5，为世界最高。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实际考验下，再自信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残酷的现实：疫苗联盟GAVI负责人塞思·伯克利（SethBerkley）认为，美国可能最终成为整个工业化世界中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纽约百老汇4月13日之前的所有演出都取消了，停演公告上写着：“对于一个长期信奉‘演出必须继续’（The show must go on）的行业来说，最近发生的一切对我们产生了惊人的冲击”。一年有六个月在纽约市演出的爱尔兰脱口秀演员毕瀚生（ Des Bishop） 告诉本刊，圣诞节在纽约演出时，新冠肺炎还未激起任何水花，那时多则几百个座位的脱口秀场地里，大量的本地人和游客拥攘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放声大笑，热闹非凡。已经成名的演员也会来俱乐部里试自己的新段子，能和他们同台让其他演员“感觉很好”。在午夜酒吧的欢声笑语中打破声望与阶级的壁垒，只有在纽约可以实现。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笔下的纽约车水马龙：“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10万名司机每天从乔治华盛顿大桥驶过。”纽约这座全美文化最多元，经济最繁荣的城市，是无数“逐梦者”心中向往的圣地。纽约也因此成为移民和多民族的大熔炉，是美国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有850万公民，200多种语言同时在这座城市生存着。

特别的社会结构带来了特别的挑战，穷富两端，都放大着疫情的影响。

据最新的一份研究估计，仅眼下的4月份，纽约可能会有40%的人无法交上房租，因为大量的“纽约逐梦人”进行着短期或受停摆影响较大的工作。例如百老汇演员阿尔奇勒（Altchiler），三月中旬还在和剧团一起进行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全国巡演，当他们在底特律站演出时，百老汇暂时关闭、演出取消的消息涌来，巡演也被推迟了。如今，她在 Instagram 上直播教芭蕾舞维生。而她的一些同事，在路上巡回演出几个月之后，现在正费尽心思寻找一处稳定的住处。

根据纽约一家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对联邦数据的分析，美国人的储蓄帐户里平均拥有的现金远远少于无收入情况下生活几个月所需的现金量。除去退休基金和其他投资，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在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账户中平均仅存有8863美元。更年轻的、没有孩子的家庭储蓄更少，34岁及以下没有孩子的夫妇平均储蓄为4727美元，同年龄段中没有孩子的单身人士平均储蓄为2729美元。像阿尔奇勒这样流连在纽约的艺术家，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可能不得不选择而离开纽约。

艺术家们面临着的只是事业上的损失，更贫困的阶层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穷人迫于生计不得不继续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在疫情高峰期有着远高于其他群体的感染风险。目前纽约市的地铁总体载客量下降了87%。但具体分析发现，过去两周中乘客量下降幅度最大的行政区是曼哈顿，那里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五个行政区中最高的，而贫困地区的地铁站仍然繁忙。例如第170号街区车站，这个车站位于布朗克斯（Bronx）地区，附近地区大约有一半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40％的人口出生在美国以外，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高中文凭。更有许多流浪汉无处可去，就生活在地铁站内。

陈希教授告诉本刊，纽约仍然存在大量没有医疗保险的低收入人群，会为纽约疫情的扩大提高风险。根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纽约州18-64岁的人群仍然有12.4%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一数据在2019年也预计在10%左右。“没有保险的人遇上一般的疾病还是自己扛，等到重症才去急诊室，因为他们在急诊室可以欠账单，不用付钱。纽约有大量的流浪汉、无业游民，他们平常是一个非常隐性的群体，但是他们会使整个城市的病毒传播风险加大。”陈希说，“此外，美国现在进行核酸检测还必须通过家庭医生来预约。有症状的疑似患者需要通过家庭医生来联系医院，但没有保险的人是不可能有家庭医生的，这一道关口也阻碍了他们的确诊、隔离与治疗。”

至于纽约的繁华一面，聚集在此的金融等高端行业，其停摆则会造成全球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尽管目前还尚未可知具体情形。世界经济的整体损失也同样可能导致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陈希教授说，纽约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角色显然影响到了其抗疫策略，因为任何公共卫生政策都会考量经济因素。“在防疫中最先行动的地方会遏制病毒的传播，这对周边的地区都有益处。然而，最先行动的地区打击的却是本土的经济。现在联邦政府虽然拨款巨额来帮助地方抗疫，却没有细化到具体怎么分配。因此，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未能建立其正向激励的机制，帮助那些疫情重灾区尽快行动起来。”陈希说。

“纽约客”，这个一度最值得骄傲的身份，现在也有了复杂的意味。佛罗里达州、罗德岛州等地开始设立路障，专门针对纽约牌照的车子登记。在纽约州内一些地方，也对纽约市的人进行特别追踪追踪。“‘纽约客’这个一直让这里的人们引以为豪、让全世界艳羡的称呼，现在却成了负累。”居住在纽约市的作家荣筱菁在她的疫情日记里写道，“这是纽约人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可一夜之间也就这样发生了。”纽约人还面临着另一重艰难选择：是否逃离自己的家乡。因为法律限制等诸多原因，联邦并未对纽约实施强制封锁——州长科莫称那将是联邦对纽约的“宣战”(Federal Declaration of War)，所以人们仍可自由选择是否离开。随着情况的恶化，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去了疫情更为缓和的佛罗里达。许多纽约本地作家呼吁人们留下来，坚守家乡。一家旅行公司创始人桑顿（Nathan Thornburgh）如此写道：“逃跑是自私的。那些跑去自己的夏日度假屋的疾病传播者们，不该是纽约抗疫故事的一部分。”

纽约百老汇的停演公告是这样结尾的：“当这意料之外的中断结束时——毫无疑问，它终将结束——我们将再次聚集在大堂酒吧，坐在天鹅绒座椅旁，齐声欢笑，哭泣和欢呼。那一天到来时，这一美好的伟大传统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特别。”